王 杰｜孙中山与海外革命策源地“特质”探问PG电子游戏- PG电子平台- 官方网站

2025-07-04 13:57: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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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胎育近代“革命”的因子，传统文化伦理更是与近代“革命政党”相抵触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，维新思潮渐次生成主流。洋务运动本身蕴含的维新思潮，变化、发展和新兴的早期维新思想，甲午战后名气大升的康梁维新思潮，对中国思想沙滩造成巨大冲击和影响。“静极思变”，“居久求动”，人们想改变中国，却不希望大破大立创新社会制度，而是期许在固有社会模式、权力结构、政治运行机制下寻求变动，借以找到“却虏”和“送穷”的途路。当维新思潮大行天下的时候，源于欧美的革命思想定然缺少市场需求。

　　清末新政，科举废除，迫使传统士绅适应社会转型。为了消弭政府与士绅之间的隔阂，清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对已入学堂的生员，在科举仍未废除时，准予“其中学堂卒业生，送本省官立高等学堂考验如格，由高等学堂给予贡生文凭……高等学堂卒业生……候旨赏给举人，并准其一体会试。……大学堂分科卒业生……候旨赏给进士”[3]；对已经取得科举功名的士绅，进行“回炉”教育，“各省初办学堂，……取诸原业科举之士”[4]；对进士及第的士绅，设“进士馆”，准许“新进士入学，系钦奉谕旨办理，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，二三甲之庶吉士部属中书，……其遵章入馆肄业者，翰林中书每年给津贴银240两，部属每年给津贴银160两，以示体恤”[5]，通过以上举措，士绅寻找到了“安身”途径而衍变为新的士绅群体。新士绅注目于兴办教育和立宪改革，“革命”与之明显相悖，自然难以获得士绅的青睐与支持。

　　近代官费留学生的选派以及自费留学限制的放宽，使大批有志之士远渡重洋，以实现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宏愿。主观能动性极强的留学生群体，很少有人会按照朝廷的既定安排去学习和生活。国内政治的晦暗与腐败，社会的无序和混沌，被列强肆意侵略和欺压的现状都与西方社会的有序和文明、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尊严反差鲜明。再者，对西方书籍的感悟、欧美社情的体验，又使许多留学生对清廷丧失了信任和热情，转而走上了“革命”的路途。留学生群体倾向革命，海外策源地的力量得以进一步壮大和夯实，这是海外策源地存在的内在原因。

　　在华侨社群中，因为不具备现代社会管理的常识和思想，以会党帮派形式组织华侨社会的管理模式，“三纲五常”仍是道德准则，“仁义礼智信，温良恭俭让”还是做人规范；“天地君亲师”依旧是精神信仰，人与人相见，握手致意人少，作揖寒暄者多。所以，侨居地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“海外版”。换句话说，侨居地实际上就是中国文明的外扩，是华夏传统的衍展。但是，就是在这与中国本土文化大致相同的环境下，华侨居地孕育出近代的“革命”思想，继而成为革命的策源地，既为革命军经费粮饷提供保障，也成为哺育反清义士成长的故乡。侨居地所以如此，其原因是：

　　清廷对华工的悲苦遭遇无动于衷、冷漠对待，未能采取措施维护华侨权益，予人冷眼旁观之态：“内地违旨不听招回，甘心久住之辈，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，其在外洋生事被害，孽由自取”。华侨“是由于祖国的政治动乱和经济凋敝而背井离乡、涌出国外的失业者。而中国政府却认为这些人是自愿舍弃祖国的，没有必要加以照拂，……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华侨社会出现了互相扶助、共济自卫的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是理所当然的，这也是人类的一种自卫本能。”[8]清政府对待华工的态度，让游子很是伤心。

　　清政府于新政以后也曾对华侨群体抚慰和招安，有意迎合侨商需求，营造利于侨商的环境，一时颇具迷惑，南洋有的华侨一度开始表衷，与革命保持距离，后来事实得证，清廷措施做作的多，实在的少。驻外官员虽然宣称是为保护华侨权益、抚慰海外侨众而设，实际上在搜刮当地华侨资财，更负有监视、侦查、甚至残害革命党人之职责。1908年，马来亚陈文褒面斥清廷钦差杨士琦：“岂吸四万万内地国民之脂膏犹不足，而必及此别乡井离骨肉艰难困苦之华侨耶?若云抚慰，内地国民，日加残害，何有华侨?华侨回国，日在刀俎，何有外洋?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”[9]。华侨归国，几见百般为难，“闽人出洋，籍多漳泉，以厦门为孔道，此项民人不忘故土，偶一归来，则关卡苛求，族邻诈扰，以致闻风裹足”[10]；“凡闽人由南洋归来，按人抽收局费……商人被人欺凌，投诉不理；商人行李往来，未尝护送；出入款目，从未造报”[11]；“于回籍华商，未闻切实保护，关卡留难如故，强邻需索如故。遇有械斗案件，牵扯拖累，胥役扰害均如故”[12]。华侨蒙受被欺骗的耻辱，为“反满”情绪的积聚增加了比重。

　　华侨关心“中国的国际声誉提高，也可以帮助改善华人在居留国的待遇与社会地位”[13]。华侨也曾冀望清政府自我革新，自发图强。然而，三十年洋务运动，未见“中兴”；甲午惨败，耻辱倍增；倡行“新政”，苛捐杂税已多，徭役摊派又添，影响及至海外华侨。政治危机，以君主立宪相托词，“皇族内阁”出台，权力回收，海外华侨渐次失去对清廷的期望，转而赞成革命，希图去除专制，谋求建立新国家。“耳目所及，始悟外人之所以欺我侮我者，皆我国势不振有以致之。余因是革命思想油然而生，盖非革命不足以强国，非革命不足以唤醒侨民”。[14]

　　反观中国，千百年因循保守，生产方式老旧，社会乱象滋生。与欧美相比，落后已是不争的事实。加之，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”，他们着实害怕中国有朝一日也沦为列强的殖民地，“因为中国民族主义由‘希望’和‘害怕’两个孪生成分组成，希望创建一个独立强大和有尊严的国家，以提高华人的弱小地位，害怕祖国被列强瓜分和成为殖民地，从而进一步降低华人在东南亚岌岌可危的地位”[15]。爱国情怀激励他们悲天悯人，依靠清廷实现奋发图强已经不再可能，要想改变中国的命运，消除道路的障碍成了必然使命。

　　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落脚于海外，他的依靠力量先是就地取材，而华侨自然成为“近水楼台”。又因华侨与会党的“亲缘”关系，孙中山依靠华侨在一定意义上说便是依靠会党，依靠海外会党进而可搭桥联络国内会党。这也是孙中山早年革命以华侨、会党为主力的归因。曾记否——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向华侨秘密宣传革命，不少人认为反叛朝廷，罪及枝连九族；但在会党中鼓动“反清复明”，却没有人害怕杀头，这又是孙中山革命“造反”宣传最神奇的收获!孙中山不仅重视会党，还以革命党领袖身份加入洪门致公堂，实现同盟会与致公堂合二为一，从而开创了美国华侨参与反清运动的新局面。这就是中国民主革命海外策源地的特殊内蕴所在。

　　策源地先后在侨居国创办了许多报刊机构，借以启迪当地华侨爱国思想，保皇宣传，引领革命发展潮流和推动革命事业进展。报刊以各种渠道输入国内，对国内产生较大思想冲击，即使在偏远的贵州，“他们借得孙中山同盟会发刊的《民报》来大家看。我与席丹书、阎崇蟹、张少权、王西林尤其爱看。当时的贵州革命思想书籍，输入不多。我们看了《新民丛报》，误认孙中山是红眉绿眼的海盗。及读了《民报》，才知道他是博士，是高材生，中国的先知先觉。当清室亲贵专横，官吏贪鄙，外患日亟的时代，他的主义政策，都可救亡，我们便深深的崇拜他而要革命了。河口起义后，震动了贵州青年界，陆校和新军第一标更甚[新军第一标中秀才和知识分子很多]”[21]。

　　1903年，星加坡侨领陈楚楠、张永福等人，翻印了邹容的《革命军》达两万余册，为避检查，将书名易为《图存篇》，向本地华侨分发，又“分送闽粤各地，籍资宣传”。老华侨黄乃裳闻息，自告奋勇“亲携五千册回国担任实行工作”。归国后，“先到潮州与许雪秋、林受之两兄认识，送以《图存篇》引以革命宗旨。又因许而联及黄冈诸友，于是漫及潮中报界学界，如曾杏村、许唯心等人。革命宗旨全潮几为布满，黄冈起义，君为之先河，启导之功，至大至宏，信不可没也”。不久，黄乃裳因疾病缠身，回福州疗养，仍热情向绅学工商各界散播《图存篇》，“闽中有志之士相借传观，或手持一书以熟诵，弥漫全闽，人心一变。”[22]

　　革命思想向国内灌输的对象首先是会党群体。注重对会党宣传的原因很直接，一是，会党“反清复明”的宗旨与革命党人的宗旨大致相似，“内地之人，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，只有会党中人耳”，思想易于沟通，易于理解革命主张，情绪便于鼓动；二是会党力量雄厚，从江浙地区一直到两广地区，都有会党力量分布，活动也见活跃；三、相较于向来闲散于乡间的个体民众，会党有“家长”管理模式以及“英雄崇拜”理念，因而具备一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。只要笼络住会党首领，会众兄弟大都会“召之即来”，革命宣传就有类事半功倍，收到“一传十，十传百”的奇特功效，思想传递会更加立竿见影。

　　思想的输入还有一种无形的渠道，就是海外华侨通过书信将海外的见闻、革命思想或者革命人物的事迹通过书信、言谈向国内亲友传播，还有参加革命的华侨归国时留心向同胞、亲友宣传革命，实际上都是将革命思想输入到国内的无形的途径。黄花岗起义前夜，许多党人挥泪写下绝命书、绝笔书、诀别书，这种以死来“唤醒”亲人的呼喊，情意真切，感人肺腑，诠释了革命的真义，伸张了革命的正气，这种无声的思想输入，连同他们的革命气节一样感人至深。

　　思想输入形式很多，会友聊天是一种有效的形式。华侨杜凤书朋友遍及广州、香港、新加坡等地。为了宣传革命，不管新朋旧雨，见面寒暄后，就历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。有时谈到声嘶力竭，咬牙切齿。谈到革命道理时，他则十分兴奋，认为只有民主共和，才能挽救中国危亡。杜凤书每从海外回乡省亲，他向邑人谈洋人对中国人的欺负、华侨在海外无人身保障时，则痛斥清政府的无能，是“弱国外交”所造成的恶果。听到乡人无以为生的苦况，则大声疾呼：“中国的出路就是要民主、共和”，“要革命才能改变中国贫弱的状况”。乡人听了都很受感动。[23]如是思想“输入”，可谓润物无声。

　　钱财，犹如发动机的油箱，乃革命事业的动力之源。自1895年广州起义开始，到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，其间的历次起义，购买的开支，起义军的粮饷军费，革命组织开展活动的用费，创办运营报刊的花销以及孙中山、黄兴、汪精卫、胡汉民等革命领袖奔走各地的车马费和生活费，乃至孙中山家人的生活费，“家费向由榔城醵资供给，每月百元”[24]，都是海外华侨捐赠的。对于华侨的热心捐助，孙中山感慨良多：“辱承海外各赐电贺劳，且感且惭；捐助军饷者，络绎不绝，共和前途，实嘉赖之”[25]。梁翼汉乐于在华侨中间热心筹款，“自筹饷时，牺牲平日之工往各处劝捐，后闻广东失败，竟乃吐血如盆”[26]；曾在南洋星马负责筹款的黄兴高度褒赞说：“南洋各志士担任筹款者极形踊跃”[27]。

　　据学者统计，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，至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期间，华侨的捐款总数，计有700-800万元港币之多。[28]何香凝说：“中华民国能以成立，我们不要忘却三件事：[三]华侨的拥护和经济方面的援助”，“最初当同盟会成立的时候，替向华侨募捐，得到热烈的同情和赞助，他们以血汗换来的金钱大量的寄回来，所以中华民国的成立，虽是由孙总理来创造，而经济方面，多赖诸于华侨的力量”[29]。吴玉章提及孙中山在沿海各地领导的武装起义，“都是靠华侨在经济上给以支持的”[30]。孙中山本人曾多个场合以“慷慨助饷，多为华侨”[31]给予高度赞誉。

　　广州“三·二九”起义，起义的主体力量是来自海外各国的华侨，有8名留日学生，从星加坡和马来亚等地回国参加举事的华侨就不下500人。86名黄花岗烈士中，华侨有31人之多。邹鲁撰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记》：“此役所丧失者，不特吾党之精锐而已，盖合国中之俊良以为一炬，其物质之牺牲，不可为不大，然精神所激发，使天下皆了然于吾党人之志节操行，与革命之不可以已，故不逾年而中华民国遂以告成”[33]。孙中山褒扬“是役也，碧血横飞，浩气四塞，草木为之含悲，风云因而变色，全国久蛰之人心，乃大兴奋，怨愤所积，如怒涛排壑，不可遏抑，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，则斯役之价值，直可惊天地、泣鬼神，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。”[34]

　　革命策源地的“漂移性”，并非是指策源地本身会游移。譬如香港、日本、南洋和美洲都是革命策源地的“板块”，各处策源地只有扩充衍壮或者萎缩消亡，不会出现日本革命策源地漂移到美洲大陆的奇迹。应该说，策源地一经成形，都会坚守和持续下去。本文说的“漂移”，是指依托于策源地之上的革命重心所在地会发生变动，从1894年到1911年，革命重心所在地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移动不居的。革命形势的发展、革命中心的变易，战略部署的更替，革命领袖的决策以及重心所在地客观社情的变化，都是革命重心“漂移”的重要影响因素。

　　一、革命重心所在地一旦选定，在相对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是稳定的。时间的长短取决于革命重心的作用如何，与其重要与否或者意义大小无关。重心所在地被选定之后，革命总机关会迁往并投入运作，与革命领袖是否驻扎镇守，也没有必然关系。如1905年东京成为同盟会总部，其时，孙中山大多数时间是在越南活动；1908年革命重心由河内迁往星加坡，但是年末孙中山就已经酝酿前往美洲筹款，1909年又赴美筹款；1910年槟城成为新的革命重心所在地，但是从1910-1911年的大多时间里，孙中山都在美国奔波。

　　由于同盟会在东京的迅猛发展，清朝政府与日本协商驱逐孙中山出境。革命重心因此发生了“漂移”。孙中山于1907年春来到越南河内，并建立起义指挥机关，意味着将革命的中枢移来越南。孙中山开始策划领导广东、广西联动的反清起义，革命的重心侧重以武装起义为中心任务。继1907年4月潮州黄冈、6月惠州七女湖等武装起义之后，钦州-防城起义也接踵发动。以中越边境的广西、云南作为接续起义的突破口，也密锣紧鼓地展开筹备。孙中山驻扎越南河内筹划，许多革命领导人先后随之前往。河内一时人才济济，成了新革命重心。

　　东京成为革命重心，在革命舆论取得显著成效之后，如何组织武装推翻清廷成了当务之急。如何引导华南与西南的起义联动，已经是孙中山构思多时的战略抉择。越南河内地理有明显优势，临近广西，腹背资源充盈，后撤迂回地域广阔；广西边境会党活动频繁，王和顺、黄明堂等首领与革命党关系密切；旅越华侨支持党人回乡起义。此外，此间东京党人因同盟会的领导权问题明枪暗箭。孙中山无意纠缠个人恩怨，而反清起义势在必行。革命党内部不和谐因素，却“和谐”了革命重心的转移。这或可解释为革命重心何以背离同盟会总部而选择法属殖民地——越南河内的归因。

　　大凡革命策源地，都有革命党人以本地为据点，创建舆论堡垒，并与他地联络互动，借以编织舆论网络、发动宣传攻势，既为侨民传播革命思想，也给清朝权贵造成心理压迫和拟视压力；海外会党与国内会党借助党人的牵线搭桥，思想日渐沟通，行动联合携手，用一次次武装起义给清廷以巨大的心理打压和视觉冲击。革命派接续不断、变化多端的攻击手段像梦魇一样吞噬和笼罩着清朝权贵，使得他们的潜意识在恐惧中心悸于海外革命策源地的存在，这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海外革命“幽灵”。

　　党人在策源地建立舆论宣传机构，通过发行报纸、刊印书籍和散布传单的方式，启迪华侨民主意识，宣传革命主张，引导思想转变，使革命阵营吸纳更多的侨众。随着策源地规模的扩展，舆论机构不断增加，党人互相联络合作，各地的舆论机关摆脱单一运作模式，形成了舆论宣传的网络式和网格化。日本、南洋、香港和美洲各个“板块”之间，遥相呼应，不光在侨居地产生了重大影响，对于毗邻的国内省份也造成了辐射作用。清政府对于革命党人舆论网格式的形成非常头痛，持续的舆论心理战，给清政府造成了一种潜在的“风声鹤唳、草木皆兵”的心理压迫和“黑云压城”的拟视压力。

　　海外舆论阵地的建立与拓展，各地相互协调给予清政府巨大压力。孙中山在谈及革命报刊对民主革命贡献时指出：“中国推翻满清，固赖军人之力，而人心一致，则由于各报鼓吹之功劳”[36]。军力摧城，舆论攻心。二者兼用，相辅相成也。清朝覆亡之前，对于异己分子，往往采取惨无人道的手段，国内凡是革命舆论的报刊绝无出头之日，即便是打“擦边球”的也遭到压制关停。而对立于海外的舆论机构，他们虽然鞭长莫及，还是尽其所能采取围堵或封杀措施。从1903年开始，上至外务部、军机处，下至沿海省份的督抚如两江总督端方、两广总督周馥等都先后明令禁止部分报纸期刊流入国内。海外革命舆论对清廷所造成的冲击之狠，对其造成的心理阴影之深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　　清廷对孙中山实行长时段不间断的监视和追踪，就是要掌握决志反叛朝廷的孙中山的行踪，窥视孙中山领导革命运动的动向，进而对革命的蛛丝马迹进行围追截堵，或防范于未然，或迅即谋应对。要之，清廷就是害怕孙中山与海外策源地党人的联动。这说明，孙中山革命给清廷造成的心理恐惧已然“风声鹤唳、草木皆兵”!再者，清廷试图破坏和打击孙中山的革命活动，进而打压和扑灭海外革命策源地的火种，这也说明海外革命策源地的影子性的意义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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